我是亲子鉴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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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老和小马骑行了半天，终于回到了县警局。
仅仅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小马就被精神抖擞的龚老叫了起来。
回小城需要转两趟车，第一趟班车的时间是早上7点，看来龚老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早点回小城揪出在幕后操纵这一切的神秘人物了。
“龚老，我真佩服您！”睡眼朦胧的小马看着龚老感慨道：“我感觉和您的年龄换过来了。”
“如果你能和我一样坚持每天早上跑十公里，你也可以这样。”龚老建国之后才成为刑警，在此之前是一名侦查兵，当兵的经历锻炼了他良好的体魄和敏锐的观察力。
“还有四十分钟，别磨蹭了，洗把脸准备出发！”龚老正色道。
小马从床上一跃而起，往搪瓷脸盆里倒了半暖壶水，胡乱擦了一把脸，整理好衣服就准备出发。
“慢着……”龚老拉长了声音道：“你这丢三落四的性子要什么时候才能改？那么重要的东西都忘记了？”
小马仔细看了下身上，该有的东西都在，这次急匆匆的从小城过来，除了一套换洗的衣物什么都没带，到底什么东西忘记了？
“那里！”龚老朝门旁边的矮桌上示意道：“睡觉前还记得放好，这才睡了两个小时就忘了？”
小马定睛一看，原来是包装自行车和缝纫机的包装塑料和纸板，睡觉之前从自行车上卸下来放那里的。
“这个又不能作为证据，带走有什么用？”小马疑惑不解。
“四大件被偷”一事纯属虚构，目的就是为了让蒋队长夫妻交待出四大件的来历，既然目的已经达到这包装纸自然就没用了。
既不能作为证据、一大叠杂乱的塑料加厚纸板携带也不方便，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带到小城去？
“你这脑子怎么连弯都不会拐一下？”龚老闻言哭笑不得，小马年轻、聪明、好学、能够举一反三，唯一的缺点就是发散性思维不够，办事一根筋。
“只有半个小时了，快点把这包装给许警官送过去，拜托他帮忙查一下，看能否查到一年前是什么人在供销社买了这四大件。”
小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龚老是想让许警官他们帮忙调查“四大件”的买主是不是鬼面男。
“好的，我马上去！”小马连忙应道，抱着一大堆包装塑料和厚纸板就跑了。
见他这猴急的模样，龚老不由笑了，喃喃道：“年轻，真好！”
和许警官道别之后，龚老和小马坐上了最早那一趟返城的汽车，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回去调查志军下乡的具体情况
在他们一路饱受颠簸的同时，我们来了解下志军“下乡插队”的背景。
建国初期，到农村落户的知青不计其数，而且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持续了整整二十多年。
“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当时的农村老百姓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知识分子基本集中在城市，抱着缩小城乡差别的想法，中央号召知青“上山下乡”。
起初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一百多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严重，上山下乡政策被推向了高潮，所以这批人被称作“老三届”。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强制性的任务，有点类似于计划生育。
如果有知青不愿意下乡的，就会有人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甚至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当时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志军家只有他一个宝贝儿子，而且家境尚可，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富二代，说他自愿下乡“服务老百姓”未免有些高看了他，很有可能是被强制下乡的。
当时上山下乡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普通农村，二是农耕兵团。志军这一批被分配到普通的农村，至于去哪里、去多久，都不是志军自己可以选择，而是听上级调派。
某个领导大手一挥，这个学校几百名同学去这个区域的某个县某个乡，那个学校几百名同学去这个区域某个县另外一个乡，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人为控制，但同样也有一个条件制约：大的区域不能改。
比如确定了小城的毕业生到xx省xx市，那么所有毕业生就只能去xx市，不能去其他地方。
换而言之，要想让志军恰好被分到小山沟，不仅仅需要人力操控，而且还需要客观条件配合（小城的毕业生正好对口分配到xx市），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显然他的能量非常大，能影响到一个地区“上山下乡政策”的决策！
想到这一点，龚老眉头紧皱，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自己或许会面临到非常大的阻力。
接下来怎么才能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查明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