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商海惊涛

    实际上，信息产业很多时候需要的不是上级指令，而是创新意识，国内现在很缺乏这方面的企业环境。这也是在信息领域我们只能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的原因，这方面需要长时间的创新意识培养和观念转变，并不是只要建立一个什么实验区就能解决的。
    国内众多的互联网企业只有在竞争激烈中杀出一条血路，摆脱模仿他人的道路，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我们才能说信息产业能成熟起来。反观国内现在就连杨星大力投资帮助兴建的国家教育网和军事内部网络勉强是全部用搭建骨干网络，上网速度算得上是和国外高速网络能一较高下外，大部分地区还在用只有54k速度的电话拨号上网方式。连最基本的上网速度都无法保证，还奢谈什么信息战略？杨星觉得让李国柱把给他出主意建设战略信息试验区的人请到省里随便哪个能上网的家庭里现场体会一下电话上网的龟速，保证他不敢再向李国柱兜售这个主意了。
    现在中原省跟全国大部分内陆省份一样，上网带宽集中在联通、电信等国家队手里，李国柱想上马建设国家信息战略试验区，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大省内网络带宽，铺设省里的高速网络，这也是直接找到杨星和高锟的原因，毕竟他们都算这方面的专家。
    但他忽略了一点，互联网是一个软硬结合的平台，不但取决于上网速度的快慢，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得到的信息内容的多寡。国内94年才正式和国际互联网连通。而互联网企业更是才兴起，宛如蹒跚学步的婴儿，即使建立起高速网络，也无法为这个平台提供充足满意的内容服务，这就好比修建了一条宽广的高速公路，却没有足够的车辆在上面跑，剩余的空间对开发者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已经被杨星判了死刑的李国柱落座后开门见山就询问高锟关于上马高速网络的问题，早在私下得到杨星授意的高锟只好和杨星一搭一唱的委婉的匆忙上马建设高速网络的弊端一一讲了出来，让李国柱他们明白想让信息试验区成功不仅单单取决于建设多快的上网环境，还取决于有足够的内容服务支持，以现在中原省的信息环境，恐怕想建设国家级战略试验区是好高骛远。
    听完他们的解释，李国柱虽然没发火但脸色总不太好看。为官一任，只要稍有政治理想的人谁不想让治下经济发展，民众称颂。中原省地处内陆，没能赶上沿海的改革开放大潮，所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省内经济两大支柱农业人口数量全国第一，农业主产品产量虽大但均摊下来对gdp的贡献微弱，而省内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除了九都改制还推行的比较有声有色外，其他市县的问题多多，这几年国企改制更加伤筋动骨，涌现了大批的下岗工人潮，城乡隐形失业率由此增高，对省财政的压力很大。
    李国柱能挤掉一大批对手登上省长宝座，就是因为他本人的性格很符合程沧海等中央领导的胃口，对于困难敢于攻坚，不怕得罪人。而且他治下还拥有阚东田和杨星这样擅长经济的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他上台后迅速清理省国投公司，在杨星协助下堵上了财政大窟窿，而且全力支持九都的各项大胆革新，并把成功经验推广到全省，做了许多实事。,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原省的经济想在众多同济中脱颖而出，甚至想追赶沿海省份的水平，常规的改革措施终究有限。想要让中原省经济大变样就需要创新思维，所以当有人建议就提出省里赶上如今最时髦的网络经济大车，向中央申请设立国家信息战略试验区时，他没多想就同意了，只是没想到还没开始，就被杨星一盆凉水给浇灭了。
    杨星看李国柱的脸色知道他有些灰心丧气，于心不忍，他最近正盘算如何立足中星国际的中西部两座产业园，辐射国家中西部，正好借这个机会抛出他的想法，让李国柱高兴一下。
    “李省长也不用太灰心，其实我倒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说不定比信息试验区还管用。”杨星这番话无疑打破了失败的阴云，大家都知道他是谦虚之词，杨星一向喜欢谋定而后动，而且战略眼光能看的比大多数人都远，既然他当着李国柱的面说出来，肯定不会是“不成熟”的想法，于是所有人的兴趣都暂时被他吸引过来。
    “今年1月，国家通过了西部大开发的国策，政策的主旨就是利用东部各省剩余生产力，对口支援一些西部省份，用以提高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为了配合政策的推广，还赋予了西部各省许多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这样位于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间的中部和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省份的出境就颇为尴尬，李省长是不是也为这事烦心，想上马信息试验区就是向中央要的一种补偿措施是吧？不少字”杨星这话问的李国柱黑着脸哑口无言，在座的都是人精，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李国柱如此急慌慌的找杨星和阚东田来城市大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拔苗助长去搞什么高科技。省里其实还有很多优势没发觉出来。我先分析一下省里所谓的弱点，传统观念认为中原省是农业大省，主要农作物和牲畜存栏量都占全国前茅，但农业水平大而不强，没有形成集约高效的新农业模式，只能靠天吃饭，农业产量波动很大。省里也提出过推广大型农机集中耕作，但又遇到个新问题，这种耕作方式，会让本就富裕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富裕，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闲散农村劳力很头痛是不是？”
    “至于工业方面，省里虽然有一些大型工业项目，但一直无法形成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工业散、分、不精的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因为地域关系，海外进出口规模很受制约。省里的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也远远落后于沿海，更缺乏沿海雄厚的金融资本支持，办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是不是？”
    “最头痛的可能还是省里剩余劳动力的处置问题，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现在光解决温饱是不行了。种地用了大型农机，要不了那么多人，闲下来的青壮年劳动力怎么办。组织他们到外地打工是个办法，现在沿海很多地方的打工者都有中原人的身影，但背井离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几年城里国有大企业改制，下岗职工也不少，到时候两者相加，省里解决就业的压力相当大，是不是？”
    杨星连问三个问题，大家都微微点头，这几大问题环环相扣，几乎是个死结，但听杨星的意思，难道他有办法解决？“其实大家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考虑问题，把庞大的人力负担看成是一种难得的人力资源，那我们中原可就是全国资源第一大省了”他话音一落，阚东田的眼睛已经亮了起来，这好像就是当年他和杨星讨论九都未来规划时曾听过的。,
    “我的公司这几年在制造业上取得的不小成绩，老实说主要是归功于国内组织严密，成本低廉的工人们。我知道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叫嚣我们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很低，改革几十年我们依旧是处于国际制造行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等初级产品制造阶段，所谓‘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飞机’，纷纷呼吁要改变我们所处的这种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说到这里城市大学一位副校长脸上露出尴尬表情，因为他正是对这种种意见呼声最高的专家之一。
    “不过同志们啊，前途是光明的，但前进道路是曲折的。我也想一夜之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不行啊，连我们尊敬的前任首长都说过，我们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漫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在现今国际环境里，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还是低廉的人力成本。”杨星虽然曲解领导语录，但现场却没人在意，因为杨星所说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场诸人没有不清楚的。
    “既然我们有这个优势，那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发挥这个优势，必须说我们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现在的生意遍布世界，属下的制造企业也去过邻近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考察，如果只比较人力成本它们比我们还要低，但如果比较起工人的熟练程度、组织服从性和建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和我们的差距还大得很。省里那些下岗职工只需要一定的职业培训就马上能重新上岗，而农民工兄弟只要把必要的技能培训工作跟上，更是一支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中国工人的制造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关键看我们如何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杨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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