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商海惊涛

    钢铁业原本是一个巨额投入、长期产出的行业，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动下，它竟成了一个可以短线投机的暴利型行业。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1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100万吨的产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资”。一时之间在江浙等民间资本雄厚的地区，等待上马的钢铁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得到审批和先斩后奏的加起来有上百个之多。
    正是看准了国内钢铁业这种大跃进式的成长，前年起经过汪云起居中牵线，中星国际和中长集团在海外寻找铁矿这件事上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并随后在澳大利亚等地颇有斩获。去年星威资源更是趁巴西金融危机之际顺利低价吃进大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流通股，得到了该公司一个宝贵的董事席位，在国内进口铁矿石最多的两大来源澳大利亚和巴西都站住了脚跟。
    但中国钢铁工业是典型的大而不强，这些盲目上马的钢铁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低水平的产能重复建设项目。沿海一带上马的众多钢铁厂，都是低水平的以生产建筑钢材为主，并没有多少新的钢种，许多特种钢材的生产依然严重依赖进口，就连星天动力生产的轿车所需要的汽车钢材，国内大部分钢厂都无法满足生产要求。所以中央对钢铁行业的乱象心知肚明，对于新加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严加调控，只能给填补国家技术空白的钢铁项目略微开条口子。
    杨星当年在说动“十八罗汉”加盟时说过，国家对于钢铁这样的国民基础性行业的限制是严厉的，但是控制的越严，也意味着享受的垄断利润越丰厚。一旦敞开条缝，对于民间资本的youhuo将是巨大的。
    而改革二十年，中国民营某企业的崛起，正是由许多体制外的草根工厂在没有任何行政资源支持下打擦边球，不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做到的。他们从乡间萌芽，自轻纺和快速消费品等“轻小集加”型行业入手，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现在这股民间资本力量已经发展到了能和国有大企业分庭抗礼的地步，而国家的住宅、汽车和电子通讯等终端需求行业的大发展必然对于上游基础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等行业形成了极大需求，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跃迁的必然调整。
    随着国企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退出了许多之前被视为禁区的行业，一向嗅觉敏锐的民营企业家无疑意识到了眼前的重大机会，纷纷开始转型，他们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眼光自然投向了钢铁石化等一直被视为是国有企业“禁脔”的上游产业。
    这其中沿海的民营富商无疑最积极的，毕竟他们的实力最雄厚，改革的经验最丰富。其中浙商代表中长集团的荣新友更跑在最前面，他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全国钢铁行业的全面紧缺时代即将要到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他就考虑过上马建设钢铁厂，可惜当时国家对钢铁项目审批极为严格，民营资本根本没戏，无奈之下他退而求其次，去购买钢铁的上游产品铁矿石山。
    国内有铁矿众所周知，但国内铁矿石品位低，熔炼过程中的浪费和成本大大高于国际水平就不认为人知了。中国已探明铁矿石资储量为581.19亿吨，居世界第四位。但是，铁矿品位低于世界品位11个百分点，平均品位为33，已探明储量中97为贫矿，品位大于50的富矿仅占2.7。
    举个例子，当年上海宝钢上马，是日本新日铁公司感念周总理而半卖半送给国内的，当时两国建jiāo，周总理提出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不要纷争而要合作，中国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其中日本的炼钢技术就是合作项目之一。为此新日铁把自己技术很先进的一家钢铁厂几乎照搬到了上海，这就是宝钢的来历。,
    宝钢的技术设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但投产后不但产量上不去，质量也无法保证。阴谋论者顿时大叫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对方在设备上做了手脚。而作为日本当时援建中国的最大项目，这种大帽子自然引起了中日双方的重视。
    于是中日两国专家成立的联合调查组仔细调查后得出结论，主要是中国铁矿石品味过低造成。就是说宝钢不能采用国内铁矿石炼钢，只要学习它在日本的孪生兄弟，直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含铁矿石才能达到炼钢要求。这代表改革初期，我们还要花费大量宝贵外汇从国外进口铁矿石才行。结果阴谋论者还是大骂中了日本人的计，花了大把外汇建起钢厂，还要再花钱从国外进口铁矿石，这不是败家吗？
    现在转回头看这些争论就觉得很好笑，日本当时援建上海宝钢，除了耍一些小动作为本国企业制造机会外并无不妥，基本上还是诚心实意帮助中国的。这无可厚非，毕竟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是白求恩。当时日本钢铁企业大部分都采用进口国外铁矿石就证明宝钢不是他们设下的圈套。因为日本国资源贫瘠，铁矿石储量很小，并且没有富铁矿，所以日本钢铁企业早在二战后就全世界寻找矿源，最后锁定的目标就是澳大利亚和巴西。
    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距离日本等亚洲国家很近，是进口铁矿石的首选之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大陆西部荒原更是人迹罕至。但只要乘飞机从荒原上空飞过，即使是门外汉都看得出来这些在阳光下完全呈现红色土地里蕴含着多少铁致。澳大利亚的红土地拥有世界上含铁成分最高的土壤，所以才会呈现如此壮丽的红色来。而在内陆一些地点，铁矿石甚至直接luolu在地表。澳大利亚铁矿不但开采方便，而且铁矿石含铁量也非常高，是国内铁矿石含铁量的十几倍。
    在国际上类似铜、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运作，达成了两种定价体系。其中石油等商品的定价就是依靠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博弈形成基准价格，这样做的好处是价格相对透明，竞争激烈。但是铁矿石的定价与此不同，铁矿石的生产因为储量关系高度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也就造成了国际铁矿石的大部分产能都集中在世界三大生产商手里的局面，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英国的力拓公司好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
    早在1981年，这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就和国际上钢铁产量最大的几巨头形成了一种每年一次的年度价格谈判机制，亚洲的日本新日铁公司和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就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的钢铁企业和三大铁矿石巨头进行谈判。只要世界钢铁企业代表中的一家和三巨头达成协议，这一年的铁矿石基准价格就算达成，其他钢铁企业必须在一年内接受这个铁矿石价格，而三巨头也不得无故擅自变动铁矿石价格。
    这样做的好处是钢铁企业能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进货价格，在组织生产和估算生产能力及库存上能早作准备。三巨头也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不会因为市场变化而受损失。但是毕竟铁矿石的生产被三巨头垄断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这种定价谈判往往以三巨头抬高铁矿石价格而告终，日韩企业于是早早的布局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生产，或是直接参股三巨头，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荣新友和杨星都是最早看出这种情况对于国内钢铁业这个新来者的不利之处，随着国内钢铁产量升至世界第一，国内大钢铁企业迟早会顶替韩国钢铁企业的位置，和日本、欧洲的钢铁企业坐在一起参加铁矿石定价谈判。
    这种谈判民营钢铁厂估计是没法掺和的，但听任国内钢铁企业被三巨头狠宰一刀，他们又不甘心。荣新友又想要建设能炼制高端钢铁的钢铁厂，杨星则有意扩展星威资源的业务到铁矿石开发，二者一拍即合，双方在98年就达成协议，合作在澳大利亚西部勘探铁矿山。
    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即使中间出了荣新民和荣新友兄弟俩的bo折，双方依然准备深化合作。去年底，荣明友成功买下了澳大利亚一家中等规模采矿企业的全部股份，并取得了几座品味很高的铁矿山开发权。这让荣明友的钢铁梦触手可及.
    但铁矿开发是个前期投入巨大而见效慢的行业，澳大利亚西部的基础设施又很落后，铁矿周围往往人迹罕至，得到开发权后还需要修理公路铁路、住宿设施以及招募工人，把矿石运出去。最关键的是还要在澳大利亚西部和国内沿海一带寻找合适的港口，铁矿石可是动辄成千上万吨计算，最合适的运送方式就是海运。